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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只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中的一顆棋子？
在日本有自主派和隨美派之分，那在臺灣呢？
今天的日本，會是明日的臺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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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顧日本戰後70年歷史發展的軌跡
深度剖析戰後日美關係
寫出一部簡單易懂的日本戰後史

作者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撰寫日本二戰後的歷史發展，以更為親民、好理解的方式了解美國在過去70年對日本的影響。「戰後」，是日本特有的歷史時代分野，以區別二次大戰戰敗以後，日本歷經佔領時期至今的歷史，因此有「戰後史」的研究。

世人都以為日本是美國最重視的亞太盟友，但事實又是如何呢？

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地位都是由大國來決定的。二戰結束後的日本是由美國來形塑的，也就是由於美國對日本內部的施壓才形成今天的日本。孫崎享根據日本首相對待美國的態度，分成強調本國利益與發展的「自主派」；凡事以美國意見為首要考量的「隨美派」，兩派分別主宰日本政壇超過七○年。兩陣營互有勝敗的時候，但唯一不變的，就是美國對日本的掌控。

追隨美國的腳步，日本付出了許多代價：
◆日本的外交政策只能根據美國的要求，棄臺灣還是選中國，日本無權選擇。
◆美蘇冷戰對峙時，美國要求日本大量購買反潛機圍堵蘇聯，還得自己買單。
◆全球反恐戰爭開打後，美國要求日本派兵去打日本沒有參與的戰爭。
◆金融海嘯爆發時，美國要求日本去填美國銀行連動債的破洞。

這就是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

日本能有自主性？

日本只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中的一顆棋子，它是隨著美國的佈局變動而改變位置的。唯有認清這點，才能看透日美同盟，乃至於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位置。
作為最「忠實」的盟友，日本要隨時因應美國的需要出錢、出兵，甚至聲援美國的一切要求，包括支付經費維持駐日美軍基地的運作，甚至修改法律、軍援美國的盟友。
被視為「自主派」的政治人物，都會因為美國的干涉，很快地結束他們短暫的政權，反之可以執政更為長久。美國慣常以金援社運團體搞運動、司法抹黑等方式，搞垮一個政權，逼迫政治人物下台。

給臺灣的借鏡

雖然本書的內容在闡述的過程中，都是以日本為例，又或者是日美之間互動的事件，但絕大部分這些事件我們都可以找到臺美之間互動的例子來套入，進而也就可以做一個比對與參考。在新政府交接政權後，臺美關係的後續發展也牽動著臺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作為臺美互動的參考，看了本書就更清楚，在與美國互動時臺灣可以如何去應對。

譯者介紹

郭一娜

日本琦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任職於新聞通訊社駐東京分社記者。

中文版序——歷史並非只是單純的知識



原序——左右日本戰後史的原動力，是對美政策的兩條路線
前言、為什麼要寫一部淺顯易懂的日本戰後史？

第一章、從「終戰」到佔領
戰後最初十年，是吉田茂隨美派和重光葵自主派激烈對立的年代

第二章、冷戰開始
美國的全球戰略在變，逐漸將日本定位為圍堵蘇聯的防波堤

第三章、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保條約
自主路線與隨美路線同步啟動，決定了日本的前途

第四章、保守聯合與修訂日美安保條約
岸信介掌握保守勢力，修訂日美安保條約，但並未觸及核心部分

第五章、自民黨與經濟成長時代
安保騷亂後的一九六○年代，是日美關係的黃金時期。日本經濟高速成長，安保問題擱置處理

第六章、冷戰終結與美國戰略轉移
冷戰結束，事隔四十年後，日本再次成美國「最大的威脅」

第七章、「九一一」與伊拉克戰爭後的世界
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美國開始暴走、輕視聯合國，到處進行軍事干預，並要求日本合作

後記
年表

推薦

這是一本在日本出版時被大幅刪改過的書，因為這本書以很少被人提及的「來自美國的壓力」為線索來剖析日本戰後史。以這種觀點和角度來論述的書籍，以前沒有過，今後可能也不會有。因為在日本言論界，論述「美國的意圖」是大忌。---- 孫崎 享

此書通俗易通，將「戰後左右日本外交的最大動力是來自美國的壓力，以及日本國內對此的『自主』路線和『追隨』路線的爭辯」的議題貫穿始終，也許是本書易讀的原因。---- 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星野英一教授

第六章





小淵惠三和森喜朗


都無法與柯林頓建立親密關係





柯林頓與橋本首相的關係，直到橋本辭職也沒能修復。此後接任首相的小淵和森兩人都希望改善惡化的日美關係。





但是，柯林頓已經對日本失去興趣。從安保層面來看，冷戰已經結束，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消失，中國的軍力還未崛起。柯林頓本人對於增強美國軍事力量並不太感興趣，也沒有意圖在全球規模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利用日本。





經濟方面，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後，日本喪失了此前對美出口的良好機會，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已經減少。儘管小淵首相在就職演講中說「以日美同盟為基礎」，但是並未採取任何具體行動。





森喜朗首相時期，在日本沖繩舉行世界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或稱沖繩峰會），各國首腦幾乎都是先到東京，隨後再轉往沖繩，只有柯林頓直接前往沖繩。他或許沒有在東京舉行日美首腦會談的必要吧。





森喜朗擔任峰會議長，議題主要圍繞「資訊科技」、「傳染病」和「非洲問題」。





這本書一開始就已經提到，對於美國來說，某個國家的重要性，會隨著不同時期的國際和美國國內的環境而改變。有時你可能被看待成是將棋中的「香車」，但有時候也只會是「步」而已。





在小淵首相和森首相時期，對於美國來說，日本比較像「步」。柯林頓卸任後，曾出版回憶錄，日文版上下卷共有一六○○餘頁，堪稱大部頭的這本書中幾乎沒有提到當時擔任首相的小淵惠三和森喜朗。





當時，霞關曾流行一個笑話：





森喜朗為了主持峰會，準備了幾句簡單的英語問候。





森喜朗：「How are you?」（你好嗎？）





柯林頓：「I am fine, and you?」（很好，你呢？）





森喜朗：「Me too」（我也是。）





與柯林頓會面時，森喜朗想展現一下學習成果，結果把第一句話說錯了。





森喜朗：（伸出手）「Who are you?」（你是誰？）





柯林頓：（很驚訝，但轉為幽默作答）「I am Hillary Clinton’s husband」（我是希拉蕊的丈夫。）





森喜朗：（微笑著說）「Me too」（我也是。）





當然，這只是個笑話，但卻反映了當時的氣氛。





柯林頓大學時獲頒給最優秀學生的羅德氏獎學金，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升學，可謂是超級精英。但是當時，有一種說法認為，無論是柯林頓還是希拉蕊都感慨道，他們能夠與中國領導進行知性對話，但是與日本首腦卻無法做到如此。